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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4 zz概率论感觉测试（含答案）1. 假设考试周为1个礼拜（周一到周日），且考试时间为均匀分布，假使你有3门考试，则最后一门考试大约在February 09 拜拜 哪怕小潘同学早1分钟算好帐，我们就能万无一失地在那位看起来酒足饭饱后抱着篮球晃晃悠悠的大叔借着惨淡虚弱的灯光以及据说是好多年一遇的明月光摸索到球馆并拉开大门前至少1秒钟离开。。。经历了16点之后独守空堂的4个小时，电话铃显得格外不合时宜：现在人多么——不~~这会~~没人~~哦，那你们开么——你要来么——我就问问，今天不是过年么，那算了——你来我们就开呗——你开我们就去呗——那来吧，我开~~——不用了，大过年的不太合适。。。我一边招呼小潘小彭赶紧点货算账一边打心眼里感谢这位爷八辈祖宗。窗户外火树银花噼里啪啦搞得我也贼痒痒，吃了应景的团团圆圆（不是熊猫），顺便跟小孩们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北京人会如此重视元宵佳节。
扯远了，开头的那幕悲剧还是发生了。我本来想表述的是由于员工效率不高，导致我提前开溜的小算盘落空——后来发现这其实是让我少犯了一次错误。我现在不当上帝了，有些事情是不能恣意妄为的。过了今天，这个年算是过完了。很奇怪，长这么大，第一次觉得年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凶恶、艰险、可怕，那些不美好的、不顺利的、不安全的东西在过年的那段时间总是挥之不去。初五在Showtime的帮忙下，放了两挂小鞭，耳鸣和火药味共同催化了俺飘飘欲仙的幻觉：年，你赶紧走吧。。。
回老家，仅是片刻逗留，但还是让我放慢了节奏，发觉自己逝去了太多也即将承担更多。曾经一直以为痛苦是成熟的充分必要条件，现在突然感到这不过是我摆平痛苦的一种可笑的说辞。不是每件事情都要有理有据有凭有证，但要人有思考、有态度、有担当。在北京-温州的航班上阅读《customer value management》的时候，我想不到自己会去做网站；在地下007头顶酷暑以及楼上4层写字楼轰轰烈烈讨论的时候，我想不到自己会去做球馆；在和蒋爷几乎左一环右一环的周游北京城中村的时候，我想不到自己会发现这里——十里堡1号院——地址中带有十里堡但却离人们熟知的真正意义上的十里堡有点远的地方；在面对满目连个疮痍都没有的场地的时候，我想不到自己能指使各色无理懒散狡诈的工头——当然我是花了钱的而且坚决没有过分拖欠——把这里化成一个具备欣欣向荣潜质的篮球馆；在冷冷凄凄的度过只有2名顾客光临的某天的时候，我想不到这里会有后来那么多的精彩；在很多很多时候，我都想不到。。。
再有2个小时，烟火就会停止了。我们可以跟过去的一年说拜拜了。新的年，你丫给我听好了，你敢不来么，咱们谁怕谁！
January 31 亡命之徒—纵贯线听我说 我原来有个梦 跟你高飞远走 跟你一起走到白头 但是我 拥有化为乌有 忘记我们承诺 忘记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 我不能带你走 我犯了大错 必须一个人走 必须扛下所有罪过 必须离开熟悉的街口 请你不要忘记我 这夜里有小雨飘在空中 当我扣板机的瞬间灵魂早已卖给魔鬼 可笑的是 我好想求主帮我赎回 赎回我那一丁点的尊严 想起妈妈的脸 对不起这几年 是否有机会再见你一面 妈妈我犯了错 你会原谅我吗? 我已经踏上了末路 别人眼中的亡命之徒 哪里还有我的藏身处? 我的兄弟 离我远去我还傻呼呼的相信道义 所谓的人性莫非要用血和泪来换取教训 不想再混下去 想说干完这一票就不再撩下去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不停 出发啦 不要问那路在哪? 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 出发啦 不想问那路在哪? 运命哎呀 什么关卡? 当车声隆隆 梦开始阵痛 它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 夜雾那么浓 开阔也汹涌 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 喂 小子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 曾经以不同的面貌 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 对此 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 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 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 不管是一种告解还是一份答辩词 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 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真爱并非不来 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 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蠢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为什么 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 天呀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 为什么 拼了命地工作 拼了命地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 为什么 万里晴空下的面孔 庸庸碌碌不开心地锁着眉头要向谁哭诉 为什么 想去看场电影该死的台风偏偏选在每一个的周末 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 就是有人穷得发疯 有人富有把钞票当作了枕头 为什么 新闻里鼻酸故事 只为了偷面包给妈妈充饥的小偷 为什么 一百个为什么 变成一千个 一万个 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 我想破头写不出个鸟 念念念 我为了什么 我们都不必在意未来的样子 像是精神病患写的诗? 或是烟花绽放的节日? 随它去吧 我们都只活一次 呼吸呼吸呼吸 呼一切曳然而止 真理在荒谬被证实以前 都只是暗室里的装饰 只有当眼前亮起来了以后 才有机会彰显它 的价值 不是谁能决定的 该漫游还是冲刺 我们都在海里 我觉得我们像沙子 你说的亡命之徒 是不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出发啦 不要问那路在哪? 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 (亡命之徒 可会全力以赴 是不是穷途末路有没有藏身之处) 出发啦 不想问那路在哪? 运命哎啊 什么关卡? (亡命之徒 逃亡要全力以赴 喘息在穷途末路给我个藏身之处) 当车声隆隆 梦开始阵痛 它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 (亡命之徒 可会全力以赴 是不是穷途末路有没有藏身之处) 夜雾那么浓 开阔也汹涌 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 (亡命之徒 逃亡要全力以赴 喘息在穷途末路给我个藏身之处) December 25 生日谢谢各位祝福，谢谢校内提醒功能。 （生日赶上过节好不方便的，我考虑以后重新定义一个日子。。。） 过生日是个很麻烦的事情，要考虑跟谁过怎么过，朋友们要考虑送什么礼物，日子久了更要礼尚往来。。。还是喜欢在需要的时候送需要的东西，不管日子，无论是送人还是被人送。小时候因为能吃到奶油蛋糕而眼巴巴的盼望生日，至今没有理解生日的意义：是提醒自己忘记还是怀念，是相信梦想还是继续现实。 久没联系的哥们儿注意了，我，除了不一样的地方其他还和从前一样。虽然我暂时对过生日这个事件没什么认知，但对在过去若干年中陪伴过我的家人、朋友，无论多久，都心怀感激。谢谢你们的包容和信任。 （还要声明一下，我真的是又丢了手机。拜托发祝福的段子时一定要留名，我已经不好意思再问你们是谁了。。。） November 06 敬请关注http://bbs.hoopchina.com/461726.html
原谅我没有将文字配图一并奉上，因为我好像不会。。。
故事还有很多，看你想听哪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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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租北沙滩8号院3室中的1间，12平，室友、房东都很好。
要求，女孩。
有意者尽快联系我，熟人优先。
另外，本人手机又丢了，而且又没备份号码。麻烦各位再告诉我一遍，留言、短信皆可。
July 08 2008年7月8日从此，再也不会在34B601靠南边的上铺醒来，再也不会伴着布谷布谷的声音在生活了6年的园子里醒来。
这些日子，有挨到4点多才入睡的，也有象昨夜那样4点多醒来就再睡不着的。
比起2年前，少了放纵和疯狂，但却是更加心痛。
离开，然后上路。
June 27 点名游戏阿桂点的我，皑皑，现在，俺的space除了点名，就没更新了。
A. 被点到的要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下自己的答案，然后去掉一个你最不喜欢的问题再加上一个你的问题，仍然组成
20个问题，传给其他8个人，列出8个需要回答问题的人的名字，还要通知对方——你被点名了，被点名者不得拒绝
回答问题，完成游戏的人将会永远得到大家的祝福。
B. 这8个人要在自己的博客里注明是从哪里接到的，并且再传给其他8个人，让游戏继续下去。被点到名字的人将
会得到大家的祝福，并且所有美好的愿望都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C. 不可回传
1. 你觉得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
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坚持下去；能够认可价值观的多元化 2. 认为要怎样两个人才能走到天长地久？
没有天长地久 3. 说出你自己最大的缺点。
不善于接受反对的观点，有些自卑 4. 说出你自己最大的优点。
真诚，仁义，心宽 5. 你喜欢和什么样的朋友交往？
真诚 6．现在的你，怎么看待曾经的理想和当下的现实呢？
曾经的理想也是现在的理想，我还没有从理想中清醒过来呢，^_^ 当下的现实已经是现实了，我坦然面对 7. 你最想去哪个地方？为什么？
很多地方都想去，西藏、云南、新疆。。。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欲望在减弱。 现在很想回到2年前的青海湖，当地藏民曾给我讲，有什么烦心的事，看一眼美丽的青海湖，就全都忘了 8. 过去的一年中最让你伤心的事情是什么？
过去的几天也算是过去的一年中么。。。其实伤心事过了也就不是伤心事了 9. 迄今为止让你觉得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样子的？
幸福感越来越短暂，越来越模糊了。可能还是小时候跟家人在一起吧。 10. 在郁闷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朋友很重要?
会 11.说出点你名的人的3个优点(不可删除题)
爽快，性情中人，待人真诚 12.你对你的现状满意吗？
没感觉。无论怎样，我都会接受 13.你相信命运吗?
不太信。因为我活得比较浑浑噩噩，欠缺对生活的思考，不会琢磨什么原因的。。。 14.你会因为什么理由选择不跟你爱的人在一起？
曾经因为家里的阻挠跟初恋分开 15.除了爱你的恋人之外，还会再同时爱上其他人么？
可能会有感情的游走或漂移吧，但若真正取舍的话，只会爱一个人的 16.你相信婚姻么？为什么？
什么叫相信或不相信。。。婚姻就是两个人搭伴过日子，使社会资源能有效利用，人类的各种需求在交易成本极小的情况下得到满足。 不过，每次见到手牵手的老头老太，或者看到戴着婚戒的老者，都会觉得很神圣 17.怎样的生活或者状态能算得上是幸福呢?为什么？
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有朋友一起娱乐，有安全感，每天充实且饱满 18.你会一直坚持守着一个也许看似机会不大的希望吗？
看什么机会 19.你觉得一辈子谈几次恋爱好？
因人而异 次数不是问题，关键是能长多少记性 20.说出你到现在为止最遗憾的一件事情。
大学里，出席的课太少了；出席的课里，没睡觉的也太少了。 点名：迷迷，吴迪，papa，王磊，狐狸，王jun，杨晓东，sofia
March 12 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zz） 文章很长，不过值得一读。作者是国内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誉为当代胡适。
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 (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上篇：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 (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 (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4 Book of the Year, Chicago: EB Inc., p.607; 1997 Book of the Year, 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觉。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 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当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在档案中都时有发现。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走出“负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这就不可取。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 (尽管有多少之分)。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民主国家岂是谁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和的。 中篇：“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中国奇迹1992-2001 -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因此，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当时的社会基础空前广大，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 -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 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改革的“凯歌行进”与矛盾的积累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Laszlo Csab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es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8:1(1996), pp.53-65)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她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而“文革”的“负帕累托过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现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中国在“走出文革”的基础上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有一定程度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也随之而兴。在这个时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大体而言，1975-1992年经济体制的演变轨迹是： 1975-1978年：工农业恢复经济核算，“唯生产力论”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基本国策。 1978-1984年：以“大包干”形式下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复兴为标志，农业首先开始出现市场化趋势。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强化科层管理与经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但是，“乔厂长”的能耐很快出现局限性，加上这时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苏联自身都开始出现计划经济的末世特征和改革的尝试，而在当时“反苏反霸”的国际大背景下这种尝试很快在国内得到回应。同时在国门打开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地区与苏联东欧的兴衰对比也刺激了国人。而且，由于改革前我国并未发展起苏东式的“计划科学”与数理经济学，流行的旧式政治经济学除了宣示“政治正确”外的确缺乏学术魅力，甚至连促进“计划理性化”的功能也没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经济学传入后显得陈腐不堪。就这样在农村因素、国际因素乃至经济思想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因素很快向城市与工业领域传导。 1984-1989年：我国工业出现在国有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的趋势，即所谓“政企分开”。它包括财政分配上的“利改税”、投资上的“拨改贷”、流通上的“双轨制”与经营上的承包制，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出现第二波：乡镇企业兴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拾遗补缺三不争”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开始超过农业(种植业)，农民也开始由“离土”而“离乡”，“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统的身份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改革初期的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双重增益现象开始逐渐淡出，计划与垄断(哪怕是“理性”的)与体现人们个性发展的市场自由趋势日益产生矛盾。乡镇企业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就是一个例子；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导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开始出现问题。而导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改革才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这样，依靠“过去的糟”来凸显“现在的好”这个中国奇迹的第一阶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场化与计划科学化双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负帕累托”实现相对公平的帕累托改进，这样无论在效率还是公平方面似乎都“无代价”的改革，已经近于尾声。 靠什么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第二阶段”起步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苏联东欧体制的相继崩溃使得“计划经济”声誉扫地，在我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计划科学化”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为主导机制的可能。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1990一年后建立的体制成功地排除了左右两边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中国这个“命令经济大家庭”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状态下，“是否分家”的争论逐渐淡出，而“如何分家”的争论则被压制，于是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体制变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这里应该指出，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用科斯的话说，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说，它是要降低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体制而付出的总费用，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但是在我们这里，“交易成本”理论的运用往往变形。 不过无论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国既有制度约束下，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确是“中国奇迹”在1992年后重新出现，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如前所述，民主转轨的东欧国家尽管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渐进”“激进”情况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们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主导，转轨时期在她们那里常见的景观是：“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期通过几次重要的大会，主流理论已从19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变成“放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并轨而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我国的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置换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浓厚的背景下完成了“转制”与“重组”。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客观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只要不继续裁员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客观上给规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现的“科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却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实为农民的财产，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来“圈地”之便。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2003年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 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 下篇：全球化中的“中国竞争力”：2001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迹：“资本内逃”与“三顺差” 1992年以来的第二轮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举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9·11”事件及随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淡化了中美矛盾，促进了双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 新阶段除了延续1992年以来的进程外，还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经济加速，而且这种加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有数字为证：“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之增，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飞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2007年更达 21738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 320亿美元，2005年 1019亿，2006年达1775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令人目眩的2622亿。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2007年与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海关总署：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622亿美元》，《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12日)而流入中国的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统计口径则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不仅外贸依存度(外贸额与GDP之比)已经很高，外贸顺差率(顺差与外贸总额之比)也已高达12.1%，而战后时代曾经维持外贸顺差额全球第一时间最长(长达21年)的德国，其顺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是这个水平。(1988年为12.7%，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616页)除了石油输出国之类“天然顺差国”外，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这种情况很少见。 更耐人寻味的是：入世前我国的双顺差总额(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经常高于外汇储备增加额，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当时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并为此忧心忡忡。但入世后这些年情况完全倒转：尽管双顺差总额高速增长，但外汇储备的爆炸式增长更厉害，外汇储备增加额反过来显著高于双顺差总额。许多人认为这是国际投机资本(“热钱”)隐蔽地涌入中国的结果，并由此产生了另一种担心。然而，我觉得“热钱”固然有，甚至那些非法聚敛的资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资本流入额更大，但是，那些流入的资本未必都是热钱。事实上，“热钱”冷钱都是资本，都寻求赢利最大化，两者并无绝对的界限。如果“热钱”流入后一直不撤走(由于人民币升值与资本涨价两大预期持续存在，这是完全可能的)，也要寻求长期投资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在外资争相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高了进入的门槛，并不是只要并非热钱就都欢迎。于是在国际资本过剩、理想投资场所不足而中国又有下文将述及的诸多引资“优势”的情况下，即便长期投资者也可能“前门进不来进后门”，从而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额中高于双顺差之和的那些“误差和遗漏”项。如果说这也是资本的一种“逃”术，那就不是中国资本“外逃”，而是外国资本(为躲避他们的工会、福利制度等 “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或者为规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内逃”中国了。 中国资本“外逃”意味着腐败与非法聚敛，外国热钱流入则意味着金融风险，这两种问题今天无疑仍然存在。但是如果长期投资者也踊跃到了“前门进不来进后门”的程度，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确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投资乐园。这些并非纯投机的资本不是“恶意炒家”，(当然是在“恶意收购”这类语词的意义上。资本进来不是为了搞慈善，即便“善意收购”也是为了赚钱，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确实想在中国长期赚钱的。他们如此看好中国，至少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当然是积极现象，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的确有显著成果。而在整个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双顺差总额的平衡账上，从入世前大量资本“外逃”造成赤字“遗漏”，到如今更多的资本“内逃”带来反向的巨额黑字“遗漏”，在入世前中国已经存在的“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基础上，入世后又出现了“三顺差”(国际收支总平衡账的 “误差与遗漏”项也由负数变成了正数)，这可以说是新阶段的第二个特点。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商品输出，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入，而“误差与遗漏”顺差则意味着前两者比账面反映的更大，尤其是资本输入可能不只像某些年份有的统计口径说的那样“仅次于美国”，而是不亚于美国。于是，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那些“唱衰中国”的人已经输了，而看好中国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当然，这只是在经济增长(或者说GDP增长)这个角度看。 “共识破裂”：改革争论的激化 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两部片子，真可谓给人沧桑之感！ 随着外向型增量的膨胀，经济的“游戏规则”也继续变革。2001年以来，在“改革”方面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在“开放”方面中国实现了加入WTO的愿望。尽管这个“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限制词，但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市场经济也是有限制词(“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等等)的，而且除了官府的垄断与特权仍然严重外，中国如今对“市场经济”的其他“限制”(公共福利、劳工权利、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发展、环保限制乃至宗教传统的约束等等)绝不比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多。以至于像张五常先生等人最近称赞“中国比美国更自由”，而李嘉诚先生在疾呼警惕“民主化造成福利社会”之余似乎并不担心民主的阙如会妨碍市场利好。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虽然有过渡期特殊条款的保护，但这过渡期并不长，中国在全球化中“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应当说是相当快的。 无疑，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然而社会公正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我国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高。我国如今不仅存在着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而且还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收入高者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而收入低者公共福利就享受得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被克服，反有加剧的趋势。体制缺陷形成的“扩权容易问责难，卸责容易限权难”，使得“放权让利”的改革变成了“弃责争利”，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却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 这一切终于冲破了“不争论”的樊篱，导致了近年来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这成为新阶段的第三个特点：先是在对“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批评持续多年之后，以“郎咸平旋风”为契机发生了激烈的国企改革争论，接着“医改报告”又引发了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及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等等。这些争论把1997年那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主义”之争深化为一系列的“问题”辩论，它们的种种现实利益背景已经穿透意识形态的表象而凸显出来，从而使争论变得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显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上访潮”持续攀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1992年这轮改革初起时，人们曾试图把体制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当时常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不失为邓小平的智慧之举，那么在利益矛盾方面不允许博弈，就有极大的风险。 “尺蠖效应”与改革的调整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人们如何进行博弈呢？这些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以至民间有“初一十五不一样”之讥。然而似乎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于是客观上的“尺蠖效应”的进一步突出，成为新阶段的第四个特点。 就拿前一阵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吧，当初说是医疗福利萎缩和“过分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吗？再如：“郎旋风”之后中国开始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一时似乎风向转“左”，没收陕西石油民企、在重化工等基础领域搞排挤民资的“新国有化”、划定国有垄断行业等“大政府”政策纷纷出台，然而与此同时，新一波“股改”却采取了本质上近乎“国有股白送人”的私有化方式，其“右”的程度远远超过“郎旋风”之前的一切国有股减持方案。吴敬琏先生略表批评之意，立即招来一阵骂声。也是，前些年为了国企“圈钱解困”，长期大熊市把高位跟进的广大散户小股民坑得够呛。如果当初听吴先生的，在国企未改革不急于设局圈钱，那样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坑。既然被坑了，在股指已跌去三四成时用现今的股改方式来补偿，也算是补偿了被坑的股民群众。然而那时不补，愣是让股指从2300多点跌到900多点，大部分小股民已经无法承受巨亏，被迫“断腕”退场，只剩下实力雄厚的大庄家等着“抄底”了——这时“国有股白送”的改革才大举出台，客观上给抄底者奉送了3000亿元的净值财富！(《股权分置改革使流通股东财富增3000亿？》，北京普蓝诺财经顾问中心：《每日财经专讯》第1237期，2006年7月20日)真叫来得恰到时候！郎咸平也好，巩献田也好，这时却不吭声了。如此尺蠖般的一收一放，国有资产也送掉了，小股民的私产也亏掉了，只有那些有来头的抄底者两头通吃，既发了“国有化”的财，也发了“私有化”的财，你说这是“左”还是“右”呢？ 中国的很多调整都表现出这种客观上的“尺蠖效应”：今天强调加快城市化，便大举剥夺农民地权“圈地造城”，但农民进城后却得不到平等待遇；明天强调控制城市化和“复兴农村”，便限制、取消农民迁徙权，但官府依然可以圈他们的地。今天说土地紧缺要“保护耕地”，于是就打击“小产权”，严禁农民卖地，但官府依然想“征”就“征”；明天又说土地宽松可以放手开发，于是官府掀起圈地大潮，但农民土地仍然不许入市……显然，形成这种怪圈的原因就在于那种“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政策设计者出于好心，实行起来却往往“扭曲”，跳不出“权家通赢”的圈子。而宪政下的“天平效应”(政策趋左会增加人民福利，趋右则增加人民自由)则很难发生。 而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扩大，尤其是中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则是新阶段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 “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回想2001年入世时，国内外的议论很多。而主流的议论是两种：一种人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这是比较悲观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比较乐观，说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首先是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将来还会接受法治、宪政民主等等。这就是“世界改变中国”、开放使中国进步，这当然是国人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 应该说这种可能的确存在，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但我觉得，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外，其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还有第三种可能。入世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涌向全球。这和所谓的“中国崩溃”预言无疑是相反的。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全球的影响是双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经济体的庞大，决定了她的影响力很可观。这些年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对中国的影响的确相当大。纵向地看我们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的进步也不小。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和平演变”全世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由于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主要是市场的全球化 (而且市场中也主要只是商品与资本在全球流动，劳动的流动性就差得多)，而不是人权的全球化，无论是今天文明世界左派强调的经济社会权利，还是右派强调的个人自由权利，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规则。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人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必须驳斥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 但是，如果不是讲“国力”变化导致国际冲突，而是讲不同体制之间的优劣互相影响的话，那倒是可以说，尽管改革前我们经常大言要用意识形态理想“解放全人类”，但那纯属夜郎自大；而今天，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和平演变”他人的可能，但是这种演变既不是向人家输出“儒家文化”，也不是输出“社会主义”，当然更不是输出自由主义。而是用一种“低人权”的竞争“优势”使人家也不得不向“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说几年前一群讨厌“自由放任”的左派经济学者提出“北京共识”还并不令人惊奇，那么讨厌“福利国家”的张五常先生最近宣称“天下大势将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就很耐人寻味。而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弗朗西斯·福山如今也出版了新书《出乎意料》，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列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七大“意外”之一。可见这种趋势不容小觑。 我们现在所有的要素似乎都极有“竞争力”：比如劳动力，印度等国在劳动力充裕而廉价方面不亚于我们，但我们的劳工之逆来顺受全无集体谈判权却是他们不可企及的“优势”。与劳力相反，我们的土地本来非常稀缺，但却拥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圈地机制，圈占广州附近的大片膏腴比人家圈内华达沙漠还容易。我们环境和资源禀赋不佳，但没有讨厌的公民社会捣乱，要占用它们就免了许多“麻烦”。我们的公共财政在公众福利方面捉襟见肘，而使用“公共财政配套”来“招商引资”却非常慷慨。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们不管社会党还是保守党谁能与我们竞争？而那些“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就更不可能创造我们这种“奇迹”了。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效率”是国外经济学的一大发明，但以剥夺一些人交易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单方面降低“交易成本”的主意却是他们想不出来的。 “第三种可能”有利于中国人吗？ 自由经济的优势主要在于创新，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但是如果就单纯劳动过程来讲的话，很难说是不是自由经济最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曾证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自由经济更有效率。(R.W.Fogel,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Little Brown,1974)经济学家多马也讲过，东欧的二度农奴化在历史上曾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竞争力。(E.D.Domar, 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 Hypothesi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1), March.1970.)东欧很多国家大概在13、14世纪农奴制度就已经解体了，但是那个时候普遍是小农。16、17世纪由于商品性农业崛起，很多人发现农奴制大庄园又有了它的活力，因为它比自给自足的小农更能提供商品粮。当然也许自由的大农场也可以，但要让小农自由兼并成大农场那慢死了，不如把他们重新农奴化。而且在二度农奴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确实一度变得相当有竞争力，包括波兰、俄国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 于是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这十年来出现的明显变化是：过去那种左派(福利国家或凯恩斯主义者)看好中国而右派(自由竞争论者)看衰中国的状况如今大有改变。由于这些年的经济高增长，尤其是2001年以后经济发展在国际要素的影响下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赞歌，都想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为他们各自的理论提供证明。于是“左派欣赏这里的低自由，右派欣赏这里的低福利”。有些人高调称之为“北京共识”。其实“共识”可能夸张，同样称赞中国的人其称赞的理由往往是相反的。但无论是否“共识”，他们都喜谈“中国经验”则是事实。 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就像“慈禧餐桌上最远的那道菜”：好看不好吃。中国的这一套，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谁能学得了？ 现在外资和中资在交流过程中经常碰到这种现象，比如我们的传媒多次出现这样的标题“中资海外投资遭遇工会陷阱”。(朱晓雪、王嘉徵：《首钢：秘鲁的血色黄昏》，《环球企业家》2004年9月 总第102期；盛立中：《学会同工会打交道 中企海外扩张遭遇工人运动》，《南风窗》2004年10月18日)外国人一到中国来就说中国工人多么听话，土地可以随便圈，工人可以随便使，资源环境也可以随便弄，没有国外那些NGO在那里捣乱，整个过程使得中国在全球化中成为一个资本吸纳机器，又成为一个商品输出机器。其外部效应就是：中国的“竞争力”现在大有扫平全球工会、逆转劳资关系、压低百年福利之势：一方面“低人权优势”下的廉价品大输出，一方面“无工会经济”对全球资本的吸纳，他们的工人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竞争的体制日子就会好过到哪里去。在中国的“优势”下，自由竞争也面临很多问题，以至于连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在那里重竖贸易壁垒。 但是，这样的“优势”对我们国内也造成严重问题，以至于“顺差爆炸”弄得里外不讨好：中国人抱怨西方开动印钞机就卷走了咱们的血汗，西方人抱怨我们的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这个过程虽然造成了GDP和各种经济指标的大提高，但是中国广大的公众从这个过程中到底能获得多少利益，这是值得考虑的。 由于目前这种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导致工会萎靡、福利倒退，它受到西方左派的强烈抨击是不难理解的。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首先取决于劳资两个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其次也取决于政治体制：在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的确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过剩、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本应相反：本来在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缩，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如果我们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至于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某些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更不用说垄断部门以权谋利)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 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劳工权益与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资本相对于劳动既更为稀缺，而真正有博弈功能的工会农会又没有。所以我国如果真的有所谓左派的话，它需要做的不是像西方左派那样在已有民主的前提下希望堵住全球化来维持工农的谈判地位，而是乐见市场全球化但不满足于此，还要通过“人权全球化”，即在人权方面(对于左派来说尤其是社会民主、劳工权利、福利保障等“经济社会权利”)“与国际接轨”，来争取工农的谈判地位。 而在这种努力尚未结果时，面对中国的竞争力，国外经济学界出现的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但我怀疑，这种现象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现在所谓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所谓中国产品安全性问题，只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涉及。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真正的症结既不在于汇率，也不在于所谓的安全性问题。最后人们就会发现，实际上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体制上。2001年以后的全球化起了一个作用，就是把中国的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这里讲的稀释不是消解，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消解，但是通过吸纳全世界的资本、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模式，提高了我们的就业率，的确有助于中国国内的稳定。但是这种效应实际上是把一百多年以来其他国家形成的劳资关系格局、各个利益集团形成的均衡给打破了，因此他们的问题就多起来，而且左派、右派都没有什么办法。 对“中国经验”望洋兴叹 例如，虽然从改革以前我们就喜欢拿印度来比较以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过去印度人其实很看不起中国，甚至在1980年代改革使中国经济加速、真正明显地超过了印度的情况下，很多印度人仍然不以为然。但在近几年的“全球化”中，尽管印度自己的经济也明显加速，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但许多印度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羡慕乃至“嫉妒”与焦虑。2004年印度塔塔财团就派人来华，想向中国转移资本，把汽车生产线搬到中国，以躲避他们那里难惹的工会。只因外资争相涌入下我们已经看不上印度，才没谈成。到了2006-2007年，印度左、右派出现了比赛学中国、但却都碰了壁的奇观：先是右派执政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当局要学中国“经营城市”，声称要“15年赶超上海”，但是第一步的强制拆迁就碰到了力量强大的“刁民”而遭铩羽。然后左派印共(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要学中国搞经济特区，结果一上马又碰到组织能力强大的农民，陷入“农会赶走圈地客”的尴尬。面对“中国经验”，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只能望洋兴叹，而对我们的学者而言则多了个民主制增加“交易成本”的“恶例”。 即便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竞争力”面前也存在着“左派无法减自由，右派无法降福利”的“困境”，于是一些“英雄”开始冒头：西方的传统政治格局本是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一般来讲右派主张小权力政府，左派主张大责任政府。但是最近西方政治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向中国看齐”(当然未必是自觉的)的苗头，开始出现了一些政治家，他们一方面强调政府的权力要扩大，另一方面强调政府的责任要推卸。例如2007年5月法国大选出来的萨科奇，你很难说他是传统的右派还是传统的左派。你讲他是传统右派，他却是主张大(权力)政府的，萨科奇有处置2005年移民骚乱的背景，很多法国人都说他是主张警察治国，主张收缩自由的。但同时他又对法国的福利国家体制深恶痛绝，要削减福利，因此他当然也不是左派。通常在西方政治中，主张削减福利的人都是主张进一步扩大自由的。主张限制自由(至少在经济方面)的人又要求扩大福利。现在出现一个既主张削减自由也主张削减福利的人，这在西方的政治格局中应该说是个新趋势。 当然与我们相比，他们还差得远。在法国自由与福利也许真的都太过分了，萨科齐的做法在一定范围内也许是合理的，我并不认为萨科齐的出现就意味着法国已经在走向“中国化”。但这种苗头、或者说这种可能性你不能不看到。而如果法国真的“中国化”我们中国人就会高兴吗？要知道体制上“中国化”与利益上“亲中国”完全是两回事。今天在国际政治上萨科齐更是与其说“亲中国”不如说亲美。但如前所说，中国体制的诱惑不同于中国国力的“威胁”，体制的影响不同于国际政治的亲疏，当年中苏两大命令经济国家势同水火、毛泽东甚至希望联合美国抗衡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便是国际政治上的反华派，就不会羡慕那种自由与福利都“双低”的“优势”吗？就不会想学了这种优势后力量壮大、再更起劲地“反华”吗？当年国人有曰：“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别人就不想“师华长技(如果那也叫‘长技’)以制华”？ 但统治者再羡慕，只要宪政民主还存在，他们就学不了这一套，而且也不可能一直容忍这种在我们“双低”优势面前的被动状态。这就是“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的现象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评中国低自由”的原因，但问题当然不在于别人的批评，我们自己能够一直接受这种状态吗？ 因此在30年后的今天，国人正面临新的选择，改革也面临新的考验。有人说“改革”如今已经成了个“不名誉的词”，这恐怕言过其实，但是那种单一维度的“经济改革”名声的确越来越差。还有人说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其实如前所述，1978年的“共识”植因于“走出负帕累托过程”的背景，这种条件本来就极其稀罕，以后也恐难再有。但是正常的社会必然有利益的多元，古今中外的改革也大都是在争议中实现的。所以“共识”少了、争议多了未必就是灾难，最可怕的是连“共同的底线”也找不到，由于缺乏宪政机制，不同的利益诉求缺乏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从而由“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如果因此造成危机，那过去“节省”的“交易成本”恐怕就会变成需要偿还的“高利贷”了。 30年来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谓之“奇迹”并不过分。然而，看不到成就后面的阴影是不祥的。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而且尤其在过去一直在回避的那些领域需要有真正的突破。
February 06 新年快乐我不得要领的企图在傍晚时刻大规模发送短信，某联通不断告诉我失败了要重试——我也按其嘱咐的去做了——直到我发现我的手机实际上每次只能群发给5个人 & 每次所谓的失败似乎都是发送成了的。。。
所以，无论你收到了我n条的短信（n>=0）——不是我健忘或者手抖```亲爱的朋友，祝你拥有温暖幸福的一个假期，顺利快乐的一个新年！ January 24 小概率事件 我决定用一个中性点的题目。
今天中了奖，而且是我怨念已久盘算着等咱上了班有了钱就去添置的一个东西，估计我当时的样子跟范大人有一拼，不过不记得把“我中了”替换成什么词了（这就是事先没有设计好领奖pose准备好获奖感言的下场），着实很好，很强大，很刺激。
我试图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因为按照鄙人一贯恪守的人品守恒定律，这次肯定是巨额支出了，我甚至担忧是不是已经提前消费了，如果是这样，还值得继续兴奋么...曾经有一段做梦都梦见中奖的日子，那时每个周末去图书馆看书，几个哥们特别有组织有纪律的在中午吃牛肉面的路上买福利彩票（后来好像也试过体彩），视手头松紧买1至5张不等，两天后的星期一在课间冲出去买份报纸直奔第8版——对照当期中奖号码，而且还逐渐开展了选号策略分析和研究工作。当时怀着极其朴素和美好的念头——一旦我们之中有人中了500万，大家就再不用高考了...这项定期的公益活动一直持续到高考结束，也让我接受了自己基本不可能中奖的现实，以前不会，将来也不会。 我还记得某年寒假跟一个朋友捡到若干人民币，苦寻失主未遂，害得我们就像拿着烫手的山芋一般。后来托人联系并资助了个青海的失学女童，才算踏实下来。我的思路很混乱，人们总妄想凭借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去解释发生过的事情，以为那些事既然已经成为历史，必然是有据可循的。但是，如果真的能够这样，是不意味着我们能将人类的行为肢解成最基本的片段或称其为元素，这些碎片的各个不同的子集在一套完整的逻辑运算的催发下产生了不同的事件，一旦能找到这套完备的逻辑，未来就可知了...西直门到站，停止意淫，匆忙下车。其实我是知道的，无论是中奖、捡钱、掉手机、丢钱包...全部是小概率事件。只要有概率存在，且不为零，那它就一定有机会发生；但只要不为1，那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最近确实新添了一个毛病，明明很简单的问题非要想到自己头疼，明明很头疼的问题非要一副爱咋咋地的滚刀肉的德性。今天的乐队挺小资，一度让我沉醉，甚至很想燃支香烟，来惬意的享受这午后的阳光，靡离的声音，温暖的房子。瞬间，我暂时忘掉了那个每天中午在公司门口的地下通道里弹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流浪歌手，忘了我就在昨天，还同他一起站立或是战栗在那里，以及最后舌根的一点苦涩。 ps:小乔，背景音乐是久石让的母亲 January 21 Remember Han Meimei....(zz）
[转]初中英语课本上的Li Lei和Han Meimei该结婚了吧！
关于初中英语课本的误区，我一直觉得Miss Gao和Jim Green他爸有一腿，然后LiLei在第一次去Jim他家见到Jim的妹妹 Kate Green的时候就心怀不轨```反正我一直特讨厌李雷，觉得此男猥琐虚伪的要命。还有Jim家貌似很有钱的样子，回英国过圣诞节做飞机，家里还有苹果树 ```对了又想起来一个证据，有一次他们好像学农去摘苹果，韩美美爬在梯子上，Jim就很紧张的在下面喊Be careful！
可是韩美美长了一副那种妇女干部的样子，我也不太喜欢。Lucy和Lily里面我比较喜欢Lily。总觉得lily比较单纯，不像lucy那么有心机。（事实证明是我比较有心机```初中英语课本能联想这么多```）
想起来还是很令人回味的。还记得有篇课文是问个老太太的年龄，她最后的那句话语音像妖精。 记得 偶当时汗死 她说的是 it is a secret 比较诡异的还有那个什么Uncle Wang，创造了一个什么可以飞的自行车，还有一个合成词叫什么来着？觉得他真是科学怪人。。。最最诡异的是有一个电话号码，6098724，是一个对话里面的，我一直记着，而且脱口就出。。。结果不幸在天涯看到竟然有人和我一样对这个号码念念不忘。。。 脱口而出的还有：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我这个土人一直到现在见了人还老忍不住来这一套```觉得不这样简直没法外国人展开交流```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李雷和jim玩飞盘那次，jim把李雷的头给砸了，当时觉得jim是成心这么做的，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借尺子事件没多久之后。 我无比惊喜的发现，竟然狂多人都跟我曾经有过共识，就是Jim喜欢Han Meimei，LiLei也喜欢Han Meimie，但是Lucy喜欢Lilei。我的证据就是有一课，我记得很清楚，“Can I borrow your ruler?”韩美美和李雷坐在第一排，韩美美问李雷借尺子，然后Jim在后面看着他们，眼神十分诡异，就是夹杂着嫉妒，羡慕阴险的目光```然后他旁边坐着Lucy，低着头，我当时觉得是因为Lucy不愿意看到面前的这一幕，因为是女生，不可能象Jim这么感情外露的```所以委屈的低下头```我当时还和我同桌讨论了半天。 Li Lei，Han Meimei，和Jim Green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这多少让80年代生人有无限的遐思，初中时代的美好回忆又如画卷般展现在了我的眼前。在回忆往昔的时候，我总是很惊叹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们还有那位专到中国来编英语教材的Alexander先生，怎么会起了几个如此经典的名字，让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中国学生反复传诵至今。 读初中时已然有了点朦胧的男女意识，从那时的观点看来，我就觉得英语课本讲述的就是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HanMeimei是一个美丽大方聪明漂亮的女孩子，而LiLei和Jim，一中一洋；一个帅气活泼，一个潇洒不羁；少女情怀，谁人可知，据我分析小Han是有可能对LiLei芳心暗许了，而另一方面Jim对韩MM又情根深重，无法自拔。 这是有实例为证的：当年韩MM课外劳动摘苹果，和树下的李帅哥眉来眼去有点得意忘形了，此时被冷落一边的Jim大叫一声：“Be careful！”由此，关爱之情可见一斑。而韩MM除了简单报以“Thank you”之外，居然又自得其乐地跟李帅哥开始了聊天…… 事情的发展峰回路转，初一下学期，班上转来了两位可爱的加拿大双胞胎——Lucy和Lily，LiLei从此移情别恋，离开了韩MM。综观整个初一下学期，课本上的对话确实以LiLei和双胞胎为主角的居多。此时的韩MM，方才发现了在身边已然默默注视自己有一个学期之久的Jim，从此二人携手走向了幸福的未来``` 感谢岁月，感谢生活，也感谢人的记忆，能让我们总记得一些美好的过去，忘掉当下的一些不快，并能走向幸福的未来（就像Han Meimei和Jim一样）``` Li Lei 和 Jim Green的故事
LiLei，被翻译成李雷，中国男孩，平头短发，喜穿浅色T恤，一看就是那种正统的中国式好学生。不过他并不是那种死板的书呆子，他很喜欢玩，记得有一课里，他拿着球去玩，反而是Jim没做完功课，被关在家里。这种动静结合的性格，使得他在哪儿都吃香，既能和LinTao这样好学的人成为莫逆，也能和 Jim这样好动的人成为死party。 Jim Green，全名是James Allen Green,被翻译成吉姆．格林（詹姆斯．艾伦．格林），在中国生活的英国孩子，一头棕色的卷发，喜欢穿深色的T恤，给人的印象是有活力、聪明，但是有些马虎，时常犯些小错误。 这一中一英两个男孩，就是这六本英文课本最主要的角色了。那么，他们中，谁是最大的男主角呢？我一直是比较欣赏Li Lei的（或许也是因为他是中国人？），和很多同学一样认为他是第一男主角。 后来，我做了一件极其无聊的事——统计了六本书里每个人出现的次数！ 最终结果，Jim的出现次数略高于Li Lei。呵呵，这毕竟是英语课本，就承认Jim的第一男主角地位吧。 统计的数据我现在没有，不过我还能记得最前面的那些孩子。最重要的七个同学组成了第一集团： Jim Green Li Lei Han Meimei Kate Green Lucy King Lily King Ann Read 接下来的第二集团是八位同学： Lin Tao Wei Hua Ling Feng Sam Bill Bruce Mary Tom Read 说明一下，Tom的出镜率很低，但是出来的时候文章一般都比较长，何况他是Ann的兄弟，第一册第一张彩页上露脸的人，所以放第二集团不过份。 说一下第一册第一张彩页吧，我总觉得这有一种英雄排座次的作用。上面有四幅图，三幅是三个家族：Green家族（英国人）、King家族（美国人）、 Read家族（加拿大人），每幅都是父母和两个孩子一共四人。第一幅图则是五人：Li Lei、Han Meimei和LinTao，外加老师 Miss Gao（Gao Hui）和Uncle Wang。在这张彩页上，第一集团的七人全部在。 Green家族在书中风光无限，露脸机会最多，而且鸡犬升天，连鹦鹉Polly和小猫Mimi（这可是中国猫）都能频频上镜。 相比之下，Read家族就比较惨了，只有一个Ann撑场面，Tom身为彩页上九个孩子之一，在书中几乎消失，真是够郁闷的。 重要人物： Han Meimei 如果说谁是第一男主角还存在争议的话，第一女主角就当仁不让的是Han Meimei。这个齐耳短发的中国女孩，文雅温和，智慧善良，几乎是所有女性美德的化身。在书中，她更像是一个姐姐的身份，帮助同学们排忧解难。 很多人都觉得，Li Lei和Han Meimei天生一对。然而我经过统计发现，其实HanMeimei和Jim一起出现的时候更多，尤其是后期。想想也是，排除国际友谊因素，Han Meimei和LiLei的性格是相似的，而跟Jim却是互补的，更适合在一起。 Kate Kate Green，Jim的妹妹。和哥哥一样，Kate也是昵称，全称是Catherine（凯瑟琳）。同样是一头棕色卷发（不知怎么，Jim和Kate总让我想起哈里．波特中的罗恩和金妮，Han Meimei则让我想起赫敏）。 Kate很活泼可爱，后来戏份也越来越多。我奇怪为啥她不和同年龄的小朋友们玩，要和大几岁的哥哥的朋友们玩。 Lucy and Lily 可爱的双胞胎姐妹，来自美国。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美工偷懒，哈）。开始的时候，两人都是同时出现，不过到后来，编者有意扩大她们之间的区别，也经常会单独出镜。 Ann Ann是加拿大人，一头金色长发，标准的西方血统。她和Jim、Lilei他们不在一个班，但是和Han Meimei是好朋友，另外她还有一个中国好朋友Chen Hua（女孩）。 Ann在书中最重头的一次出场是她的生日，重要人物几乎全部出场参加。从此我知道了Fried Chicken，Fish and Chips这两种食物。不过当时没有概念，直到我们家乡出现了肯德鸡…… Lin Tao 作为在彩页上出现的人物，LinTao还是很重要的，不过不知为什么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出现，硬是被挤到了第二集团。作为书中唯一的眼镜男孩（大人不算），LinTao长着一副睿智的知识分子模样。不过，不要以为他很文弱，初三课本中，他可是参加了运动会接力跑的冠军成员。 Sam and Bill 这两个是Jim的死party，沾了不少光。他们三个在一起，1班的体育水平就能提高一个台阶啊。没说的，都是调皮鬼。 Wei Hua Han Meimei的好朋友。我发现L、H、J、A四巨头都有各自的好朋友。Wei Hua又是一个热情贤淑型中国女孩，不过感觉不如Han Meimei成熟。 Ling Feng 跟其他中国孩子相比，Ling Feng显得比较成熟而独立。后期他出现的次数很多，但我最记得的还是他第一次出现时候被Jim的飞盘砸中了脑袋…… Bruce 澳大利亚男孩，因为在中国看到下雪的圣诞节而欣喜不已。之后他还有多次露面，最有趣的就是和一大群人去猴岛旅游了。 Mary 很晚才出来，又是一个西方式长发美人。我似乎记得她姓Smith。 其他人…… 除了以上15人之外，还有一些让人记住的同学。比如MaLili，初一初二她都出现了，而且都是喊“起立”的那一个。看来，她就是1班里学号1号的学生了。还有Sun Huimin、Li Ming、LiuMing、Fang Xiaoling、Bob White……等等。 现在想起来，仿佛他们就是我们当初的同学一样…… 记得最后一课（澳大利亚的那座大石头山）结束后，结束框里就简简单单一句话：Goodbye everyone，Goodluck！我学到这里不禁热泪盈眶。 December 10 看戏有感 周五去人艺小剧场看话剧《一千三百万个单身浴缸》。故事不新鲜离奇甚至可以用俗套来形容，白领女青年在物质和真爱面前勇敢的服从了生活，可这选择究竟带来了幸福还是更大的痛苦？导演讲述故事的方式很特别，以一个编剧进行创作为主线，男女主角在演绎故事和讨论故事的两种身份中切换，而且讨巧的运用了倒叙的手段。剧中的台词比较有冲击力，三个角色各自具有鲜明的极端的真实的爱情观，再加上小剧场演员对观众极强的感染力，特别是对人内心肮脏的但却现实的想法无情的彻底的揭露，总的说来还是挺出彩的。
很久不看爱情戏了，因为怀疑爱情的存在性很久了。觉得红男绿女之间所谓的爱情不过是人为抽象定义出来的，当你想和一个异性保持一种长久的稳定的和睦的互利的关系并且还没有签署某具有法律效义的文件的时候，人们习惯给自己的行为一个规范化的结构化的说明或描述，所谓的名正言顺。如果说互相欣赏则太过生份，如果说互相喜欢则太过肤浅，如果说互为知己则不够全面，少了点内容，于是我们给它起名叫爱情。但它其实只是建立在欣赏、喜欢、关心、疼爱、责任之类这些朴素的感情和信念的基础上的，他们被每个个体用不同的方式加以综合,最终呈现的结果也是五花八门的。每个人对爱情的理解不同,每个人对爱情的表达不同,可偏偏爱情不同于其他普通的情感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潜意识里要求爱情具有可交换性。我们有时会哀怨为什么付出了那么多而他却(此处略去n字)，通常情况下他可能也在哀怨同样的问题。我们太希望别人理解的表达的爱情跟自己理解的表达的爱情一致了，甚至不能说是希望，而是我们已经以这样的标准去衡量我们的爱情了。可世上又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呢：存在两个人，他们定义的爱情完全等价。所以说爱情，不同于其他的情感，能单向的表达，能单向的收获满足，它的诞生更为艰辛，寿命更加短暂。瞬间的激情容易点燃而长久的快感却是难以持续的。或许原本世上只有快乐，不曾有痛苦，但是人的欲望的本性让人极度渴望留住快乐，长久的拥有快乐，这种欲望控制下的索取就产生了所谓的痛苦。痛苦是源于对自己的认识不清，产生了盲目的欲望和期待。 跑题了。。。其实我是想介绍一下这个戏的，看的时候是公演第二场，新剧，结尾的时候大体暗示了这个奇怪的名字的含义。浴缸可能是一个人发呆的地方，也可能是一个人发泄悲伤的地方。北京大概有一千三百万人口，每个人都有一个孤独的灵魂。这里早已干涸，因爱而变成海，却摆脱不掉欲望的挣扎，爱和孤独终是互相衍生的。一千三百万个单身浴缸，其实是在讲一千三百万种爱与孤独；即使有很多爱情最终摆脱不了悲伤的结局，但人们依然追寻着它，那是因为，孤独往往比悲伤更可怕。 ps:为了解除自己的一些疑惑,我百度了一下"爱情",在百科里面发现了如下的解释,最后一条最对我口味:-)
二、学术释义
aì qíng 爱情 love 人际之间吸引的最强烈形式。爱情与喜欢有3点不同：①爱情有较多的幻想；喜欢则不是由对他人的幻想唤起，而是由对他人的现实评价唤起；喜欢不像爱情那样狂热、激烈、迫切，始终比较平稳、宁静、客观。②喜欢是一种单纯的情感体验；爱情却与许多相互冲突的情绪有联系。③爱情往往与性欲有关；而喜欢(齐创辉会计师事务所)则不涉及这方面的需要。 有的社会心理学家曾设计了爱情量表和喜欢量表，用以测量个体间爱恋的程度和喜欢的程度。爱情量表的部分项目是：①如果我不能同他（她）永远在一起，我会感到苦恼；②对于任何事情我都会原谅他（她）；③我觉得对于任何事情我都会信赖他（她）。喜欢量表的部分项目是：①我觉得他（她）非常好相处；②结识以后多数人对他（她）的反应是好的;③他（她）是我想成为的那种人。运用这两类量表，不仅可以大体反映个体间吸引是属于爱情还是喜欢，也可以反映爱恋和喜欢的程度。 20世纪70年代有的西方社会心理学者把爱情分为6种类型：①冲动爱情，又称浪漫爱情。受到对方直接而强烈的身体吸引,总是想到对方,总想尽可能多地与对方在一起，对对方的判断往往是不客观的。产生的条件是：有一定的文化背景为个体提供真实的或虚构的爱恋对方的模式；有一个爱恋的对象；有自己情感的激发，而且理解这种情感是由爱恋对象所引起。对于这种爱情是否能长期保持，研究者的看法不甚一致。②自我中心爱情。爱情的个体并不希望被爱恋对象束缚，也不希望爱恋对象被自己束缚,把爱情看成是一系列挑战和解决难题,避免因承诺而造成负担。③依赖爱情。具有这种爱情的人常表现得焦虑不安、寝食不佳、妒忌心强烈，结局多为悲剧性。④实用性爱情。爱恋者寻找在个性、宗教信仰、兴趣、背景等条件方面相配的爱恋对象，希望一旦找到合适的爱恋对象，双方的感情能进一步发展。在由父母安排的婚姻中，这种爱情形式较为多见。⑤结伴爱情。不像冲动爱情或依赖爱情那样激动人心，双方开始时是朋友，具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在一起工作，逐渐发展产生爱情。具有这种爱情关系的双方,即使后来分手了,可能仍然保持朋友关系。⑥利他爱情。一种典型的基督教爱情观念,带有忍耐性和仁爱色彩,不要求得到回报。这种爱情在现实生活中常常难以做到。 爱情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一些文化人类学者的研究表明，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于爱情有不同的理解。爱恋双方是否幸福，并不取决于他们之间具有哪种爱情，而是取决于他们对爱情的理解是否一致。 November 05 多上了三五年 zz 五四羽毛球馆的门外头，挤满了从各个学校里出来的研究生。手里拿的都是简历。臃
肿的羽绒服和嗖嗖的冷风包围着，一阵一阵地，填没了人群之间的空隙。 开了门之后，研究生们纷纷挤进五四羽毛球馆，里面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过道。 时利公司的展台就在过道的那一头。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挡雨板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 展台外面晃动着的几副厚眼镜上。 那些戴眼镜的大清早就挤公交过来，到了五四羽毛球馆，气也不透一口，便买了票来 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 “普通学校研究生3000，重点学校3500，”展台里的HR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眼镜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 了。 “在去年，你们不是研究生4500么？” “5500也签过，不要说4500。” “那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研究生象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 ” 刚才出力往展台前挤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 三年前天照应，运气也好，复习的也不错，就多上了这么三五年，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 了。那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签的好，我们还是回去考博士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 “嗤，”HR冷笑着，“你们不签，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外地研究生，海 归博士，头几批还没签完，又有几批来了。” 海归博士，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签合同的那句话，却只能作为一句 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签呢？父母是要养的，自己的小家也是要养的！ “我们回到自己家乡去签吧，”在家乡，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HR又来了一个“嗤”，摆弄着手中的签字笔说道：“不要说回老家，就是去上 海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年的研究生就值这个价了。” “回老家去签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老家的房子也涨了，谁知道会涨 到多少钱？”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公司是拿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 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去年签的不都是4500么，我们想，今年 总不该比4500少多少吧。哪里知道只有3000！”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4500吧。” “先生，研究生可怜，你们行行好心，少赚一点吧。” 另一位HR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窗外，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价钱低， 不要签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罗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钱，不 签你们，有别人的好签。你们看，五四外头又有一批人进来了。” 三四个厚眼镜从门口进来，眼镜下面是表现着希望的双眼。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 。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简历上。 “听听看，今年什么价钱。”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3000！”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进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学校给的三方可总得签呀；公司里有的是钱，而我们自己 的空口袋里正需要钱。 在福利好和坏的辩论之中，在工时长和短的争持之下，结果时利公司的展台还真个收 了一堆三方。 唉，我们只是多上了三五年。。。。。。 注:五四羽毛球馆为北大历年举办大型招聘会的场所 October 15 本来想更新日志的...一进页面被几十个公告吓住了,什么谁又加谁做朋友了,谁又发布了篇新日志"此处省略题目若干字",谁又更新了什么列表,相册...这个世界怎么了,难道真就有人有闲心这么操心别人的一举一动...
微软的pm是不是没事干了,动不动就拿live space鼓捣,真要多填了什么新鲜的function我也就忍了,可偏偏又是一整套校内的路子...我看这基本上可以说明两点:1.互联网竞争太激烈,难以推陈出新2.互联网的东西可复制性太强了,没有技术壁垒又无法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点子新不如盘子大...跑题了,刚才说我本来打算更新日志的,当然,我的更新指转载...一则新闻而已,既不针砭时弊发人深省也不忧国忧民更没什么教育意义,只是提醒下自己,别真把平庸当生活,把无为当境界,不要忘了最初的梦想...
孙军离开吉林队仍是联赛委员 张爱军重当总经理(zz)
2007年10月15日14:01 [我来说两句(4)]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搜狐体育 作者：兰音 搜狐体育讯 北京时间10月15日消息 孙军离开吉林东北虎俱乐部，从1995年成为吉林男篮的顶梁柱，带动吉林队杀到历史第三的成绩，到成为俱乐部老总，孙军一直是吉林队的一面旗帜，但是现在，他却遗憾的离开吉林队。 业内知情人士透露，孙军虽然辞职，不再担任吉林俱乐部总经理一职，但是，他作为联赛办公室组会成员，依旧可以行使其委员职责。目前，吉林队的新任总经理张爱军已经走马上任，吉林队在本赛季前的地震并非偶然。 据了解，在2004年吉林恒和集团濒临倒闭后，吉林东北虎俱乐部被吉林体育局收回。孙军成为俱乐部的总经理。当时，吉林队的债务高达400万元。孙军临危授命，自掏腰包，花费了近百万元为队员和俱乐部发放工资。并将吉林队的一切问题扛在自己肩上。 但是，俱乐部的经营问题一直是孙军所必须面对的难题。在04年，吉林队曾经面临四面楚歌，好在孙军的带动下，队伍很快完成了和吉林通钢的合作，在合作的三年中，吉林队虽战绩不佳，但双方合作还很愉快。在今年，吉林队被新东家买走，孙军与新东家的合作变显得十分尴尬。 据了解，孙军离开后，前吉林队总经理张爱军成为俱乐部的新老总。作为吉林东北虎俱乐部的创始人，张爱军一直对篮球投入极大热情，这也是他返回吉林俱乐部的主要因素。 另外，据篮协的内部人士透露，孙军虽然离开了吉林队，但他依旧是联赛委员会成员。他在联赛会议上依旧有发言权和表决权。而说到孙军之后的发展方向，该人士说，孙军可以再重新打造一支队伍，建立新的俱乐部来重现昔日辉煌。（搜狐体育：兰音） August 19 回答syan姐姐的点名
1. 如果被放到一个荒岛一个月，没电话，没网，你打算带什么东西去消磨度日？
带书带mp3带光盘带电脑...平时玩的都带着，反正题里又没说让我带几样
2. 你觉得远距离的恋爱会有结果吗？如果是你你怎么做？ 我认为从统计上讲是不会的。 顺其自然。
3. 在你眼里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美丽贤惠聪明可爱```幸福的让人嫉妒！
4. 你现在住在哪个城市，如果能够选择，你希望住在哪里？
北京 还没遇到让我觉得特完美的城市。
5. 如果现在可以让你随心所欲去旅行，你想去哪？
西藏
6. 给你一个机会，你会一夜情或婚外情吗？
先给我机会我再告诉你。。。
7. 最不喜欢什么类型的人？ 虚伪的
8. 会不会做饭？你希望你的伴侣（未来的伴侣）会做饭吗？ 凑合，一般放假回家需要先热身几天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当然希望了，煮个面也成啊，皑皑
9. 如果看到自己最爱的人熟睡在你面前你会做什么？ 他都睡了，我还能干什么。。。
10. 如果你爱的人不爱你怎么办？ 那我也没必要再爱了啊
11. 如果可以重来，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
可以是性别么。。。
12. 你认为有爱无性和有性无爱哪个会更难以接受？ 都不能接受
13. 你最喜欢你伴侣的什么？如果没有，你希望你的伴侣具有什么品质？ 包容我，呵呵
14. 谈谈你最近在听的音乐？
mp3坏了，公司电脑的声卡也是坏的，最近基本没听音乐。。。
15. 你会选择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人？ 这么老套无聊的问题怎么还在问呢。。
16. 你觉得自己哪方面性格特征对别人最有吸引力？
我还真不会概括，您觉得贫，帅，玩世不恭哪个算性格啊^^
17. 最近最让你迷惘的事情是什么？ 我老了，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伤
18.如果你出于某种原因离开所在的行业，你会去做什么？ 去做背包客，如果有钱有时间
19. 如果暗恋她（他），你敢说出口吗？ 我都明恋的
20. 你觉得宽容是一项值得赞美的品质么？为什么？
当然。宽容别人也是让自己更好过
21. 你是个感性的人还是理性的人？
挺感性的吧，尽管我学数学的
22. 当你对很重要的事情感到力不从心时，怎么处理？ 我通常先颓废到极点，然后猛发一次牢骚，最后时刻调用无比强大的潜力
23. 你认为怎么样才算幸福的生活？
每个人的标准不同，你觉得不幸福却又无力改变现实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是降低对幸福的要求。。。 别跟我学，我是知足常乐不思进取的典型哈
24. 你对现在自己生活状态满意吗？ 挺好，参考我23题
轮到我点了，其实我很少参加这类游戏，更少点名，不过既然是假期，还是提倡全民娱乐的。。。点几个高中同学吧，昨天挺热闹的，嘿嘿，wangjun, 李大个子, kong2, anyone,sofia, nancy,局长,题目传给我的时候说是能点7个的，看我多守规矩。。。 July 31 公车事件 早上起床略迟，奔到西南门，恰逢718停靠，没敢挑剔其惊人的密度，在众人的簇拥下——听起来像不像是被追捧的明星哈，勉强占据了门口的半席之地。车一开我就领悟到了和谐社会的真谛，我一方站在刷卡机处，不断的有来自八方的手以各种不同的力度和速度在我身形周围闪过；更牛逼的是，我体验到了现场版的布朗运动的撞击，特别是当车出进站并伴随n多苦难的xdjm上下车时```
大概过了2，3站，下了批人，我终于有机会迈上台阶，向车后方运动，准备占据新的高地。随即郁闷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男青年欠起身子对我说，你过来坐吧，我看你拿那个包挺累的...我@#$%^&*
老弱病残，我看着像哪一种？！一张标准的娃娃脸；不缺胳膊少腿；没有一点病态，不说意气风发吧，但绝对算得上精神抖擞；至于弱，我倒可以坦白的承认由于最近坐的太久动的太少出现了一些弱的苗头，比如昨天在54前半小时的投篮几乎一致收敛于篮筐前沿，说明我手臂手腕的力量已经显著的小于中枢神经记忆中的力量...扯远了，我就拎了个电脑包，怎么就看我累了，我根本不累！或许还有种可能，不过我认为一定不可能：凭借我对34B6层浴室的小样本的不完全观测，我身材的臃肿程度至多属于平均水平，跟我穿宽松无关...
哎，我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了，总之730公车事件使得本人一直引以为荣的健康阳光的形象遭受沉痛打击。或许真的是我拿着一个笔记本包在人群里被挤来挤去的样子看上去很糟糕，那也是因为北京太过拥挤，北京的交通太过拥挤了。就像今天傍晚大雨，害得我在车上足足摇了2个小时，车上的人要么睡觉要么掏出手机拨电话，内容基本上以中关村，堵车，妈的为关键字。在家乐福到科贸大厦步行5分钟的距离里，我从头至尾完完全全史无前例的欣赏了30分钟新闻联播，81啊，奥运啊，抗洪啊```不由的再次感慨社会主义祖国的和谐。更可贵的是，我几乎是在瞬间觉悟到首都人民的精神文明走在了物质文明的前列，我怎么这么晚才发现呢，皑皑 April 24 想你们了想学数学，想SMSer
想和zx,fz看球聊球打球踢球，一起去未名湖遛弯，一起去婺源（现在一个人看nba真的很郁闷！想打球找不到人！未名湖我都快一年没去了...）
想和纯姐开玩笑了，甚至有点怀念纯姐嗲嗲的跟老公电话的声音^^
咪咪，小云子还好么，那种推门就进，几个屋子乱窜的时光不在了，555
papa，yingying你们都回来么，想papa眉飞色舞的给我讲好玩的，yingying打牌时的镇定自若
xy,方姐...两个学术女...你们不会来space吧，皑皑
四年的时光，能改变人多少，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那种炼狱般（对我这种土人的确很痛苦）冥思苦想之后弄清楚一段证明或搞懂一个问题的欣喜和快乐已经不复存在了
每每想到此，我就很难过
好像要熄灯了...
April 09 非常久不来了早上我做了个梦，不太好的梦，惊醒之后就再没睡着…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贱，反正我的生活作为时间的序列，总是突出的表现周期性，而几乎从不表现趋势性，或许是我对生活太不恭了。 中午去了54，本学期第1次，读研后第3次。阳光很好，味道也很熟悉，球击地砸板的声音听起来还是会让我兴奋的。昨天打了场硕士杯的女篮，在二体，客串了把1号位，带着本学期还没锻炼过的队伍...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去年北大杯的最后一战，那天也是这样的阳光。突然很怀念以前的队友们，那些曾经一起打过球的朋友们，还有篮球所赐予的种种欢乐。 前一阵子看gofly同学的日志，有一篇谈数学的。对于数学，我和他或许有同样尴尬的处境和同样虔诚或尊敬的情感吧，所以导致我看了之后及其伤感，某人是不可以考虑一下回国以后给我一定程度的安慰，要实质性的… 好多人给我推荐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歌，宿舍近期也在热播。其实大概在更早的时候re和老婆向我推荐了富士山下。窃以为粤语版无论从押韵还是歌词的意境上都要更胜一筹，当然不排除有先入为主和爱屋及乌的可能。林夕的词总是让人叫绝的，“谁都只得那双手 靠拥抱亦难为你拥有 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 曾沿著雪路浪游 为何为好事泪流 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 我们还是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无论是篮球、数学、富士山还是别的什么，没试过失去怎会懂拥有，经历过，足矣。 今天总是莫名其妙的恐惧，担心什么呢，自己也说不清，难道是因为星期一综合症？可我不是上班族啊！ February 25 有人是一脸欠揍相还知道是罪过啊，哼唧。这以后我出拳找不到对象了，看球不知道找谁了，郁闷不能电话了，聚会没的埋汰了。你说说，你说说，这罪过可不是一般的大啊。自己好好反省一下，怎么安慰咱脆弱的小心脏。
刚才让xf帮我选课，结束时他说北京见，一想到北京见我就想哭，我不敢见，见了不知道说什么，绕来绕去，终于到了everybody knows的时刻，但是感觉更沉重了。
晚上我也走了，这半个月耍的挺美的，有点忘乎所以了，我得检讨，都这么大人了，好歹把事办明白了再玩啊。。。回去不能这样了，那天跟妈妈说到东北虎，她还记得我曾经口出的狂言，汗// 努力吧，我是真的希望那一刻的到来。
我家小朋友说了，这是好事，我同意。作为朋友，咱永远支持你，向前看，使劲舞乍，能扑通多高就扑通多高。过年某天，路上看见一30多岁女士，跟另外一阿姨说，同学聚会涮火锅，拉了一车菜回来，卖菜还以为是开饭店的呢。我笑，再过个三年五载，估计我也得这么弄一车菜回来，不会拌凉菜还不会煮么，对吧^_*
北京见，今年春运明令严禁携带伤感惆怅及一切易触发泪腺功能的情绪。啥？你偷着带来了？象偷着带小胖那样混进来了？那赶紧藏好，刨个坑埋了最安全。
罗嗦了半天，不知道自己想说明啥，现在语言功能真是退化的很，nnd。来吧，整个战术，2-1-2守住过去，再跑个空位给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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